乌拉特后旗政务公开

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不同，华夏民族与国家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以及特有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同一性传统，并在历史发展中构成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包容性与华夏民族的深层价值理念。

“协和万邦”与“天下结构”观念

　　国家不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是社会整合的工具。在早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中国大地上，外在的自然灾害及族群间战争，与聚落社会阶等分层形成的阶级冲突相结合，形成了早期国家演进的内外动因。从文献考察，距今4000多年前的中原大地，既是一个灾异频仍的时代，又是一个部落之间冲突激烈的时期。为了应对这种环境挑战，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唐虞时代，就产生出“自愿联合”的庞大部落联盟。这种部落联盟的重要职能就是强化对内对外的应力机制，以各氏族、部落的共同力量，来抗拒单个氏族、部落所无法抵御的洪水、干旱；通过联盟内社会整合，达到同一地域部落集团的有序化，弥灭内部争战以及抵御其他部落的骚扰、入侵。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种区域间聚落的聚合呈现加速趋势，并构成了新石器时代“历史化”运动的二重机制。一方面，战争、迁徙、灾害等因素，使各血缘兼地缘性的政治共同体成为氏族、部落成员的生存“外壳”而具有强大的活力。另一方面，战争与洪水、海浸或干旱，使单个氏族、部落必须求助生活在同一地域的其他部落力量，以“类”的群体手段去对付威胁与挑战。这种挑战与应战机制，使血缘与地域性的部落共同体逐渐形成层层叠加的复合型社会组织，它既促使着史前政治共同体的发展，也促进了各政治体中的族类认同与政治体认同的一致性。

　　史前中国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聚落、聚落群的内聚化，会使史前先民将原始宗教的信仰主体及主神崇拜转移到与现实关系密切的祖先神崇拜中来，即通过将祖先神作为最高主神尊崇，使聚落组织的族类和政治体认同更具有宗教神圣性与权力合法性。由于祖先神的“先公”“先祖”信仰范围通常保持在其子孙所属的政治体界域内，故它必须以世俗的政治、军事权力为前提，尽力扩张其政治体界域。这使它又具有超乎寻常的开放性、扩展性、包容性，它与史前血缘氏族的内聚力、向心力相互适应，互相契合，建构了一种跨越血缘、种族、文化，并对周边区域、种族开放的无界域的“天下”观以及血缘族氏的中华文明的礼仪传统。

　　正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使史前国家具备超越文化、种族的宽广胸襟及宏大的对“天下”的想象力。唐虞至三代时期，随着中原政治体的迅速扩张，形成了“万邦”来朝的局面和“天下结构”观念。《尚书·尧典》所谓“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史记·夏本纪》中“众民乃定，万国为治”，应该即是尧舜禹时期的庞大部落联盟对各大大小小政治体（聚落群或“古城”“古国”）的吸收、容纳、整合。这种政治文化基因催生并强化着中原早期国家的政治建构，也催生着一种新的价值形态即“天下结构”观念。

　　距今4000年左右“夏”代国家与民族的同步产生，正是在这种“天下”观念促进下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一致性的体现。在中国古人眼中，夏国家与夏民族的互生耦合，是作为农业生业环境下为了应对外在压力如洪水、冲突、战争等挑战而形成的族类理性和文化共识而存在的。如古人通常认为夏王朝的建立是大禹“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置万国”的结果。《叔尸镈铭》说：“咸有九州，处禹之堵。”《诗·商颂·长发》曰：“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这说明在古人眼里，大禹治水与地域性国家和“夏”民族的形成有直接关系。而这个关系的演变过程，即政治和民族的互生共耦过程又是通过文化认同来实现的。《尚书·禹贡》称禹随山濬川，而后达到“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在《诗经》《左传》《国语》等亦多有此类记载，这正反映了时人对三代文明口碑相传的历史认知。它说明由“夏”所得名的国家与民族认同，已经超越当时一邦一族之界限，而具有更为广大的民族认同和政治国家的一体化含义。

　　华夏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演进

　　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常常空前一致。例如春秋时期的内外交患，使其时代主题交叉点的坐标定在“尊王攘夷”这个点上。“尊王攘夷”鲜明地体现了时代政治与民族这个大主题，也是华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向新时期转化的旗帜。从政治意义上说，“尊王”凸显了华夏政治国家的主权理念，以周天子的旗帜作为华夏政治共同体最高权力的象征，从而希望通过“尊王”而循守华夏政治国家的制度秩序。从民族意义看，“攘夷”突出了华夏民族自觉的族别认知和自我认同意识。《左传》闵公元年记齐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国语·周语中》周定王云：“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很明显，上述论调既带有诸夏文化优越的感性色彩，也有着团结诸夏以求生存的理性意识。这种意识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逐渐构成华夏民族、国家一体化的文明特质。

　　春秋战国的历史演进本质上对华夏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方向起到了定位作用。一是随着华夏化浪潮向四方的推涌，华夏民族文化圈进一步向四边疆域扩展，越来越多的夷狄之地被纳入华夏文化范围，许多过去的夷狄之民融入华夏文化中，成为华夏民族中的一部分。二是许多邦、国也在兼并战争进程中被大国吞并，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战国时迸发的由诸夏向华夏（汉）族的民族一体化和由邦国向（秦汉）帝国的政治一体化的历史演进呈不可阻挡之势。而随着秦汉以来中原及周边地区大规模的政治一体化与民族融合，春秋时代激烈的民族对立情绪也逐渐趋于缓和，华夷关系也基本稳定下来。而在这种国家、民族的一体化进程中，华夏族与周边各族人民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即作为主权的“中国”与作为民族主体的华夏民族不可分割的同一性也成为共识，并逐渐沉淀为华夏民族、国家深层的价值理念。

　　秦汉是古代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天翻地覆的时代。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是一次由宗法分封制国家政体和以“诸夏”为标志的早期华夏民族向统一的君主集权制国家和统一的汉民族转化的关键期。它使统一的王朝国家和汉民族在产生、发展的进程中，进入一种新的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的自觉状态。武帝时代的“大一统”内容不仅包括政治一统、文化一统，亦包括了“天下为一”的民族和睦和一统的思想。正是汉代士民中这种国家和民族的“天下为一”理念，构建了武帝时宏大的王朝气象。尤其在关于汉代国家、民族的构建问题上，汉代杰出史家司马迁著《史记》，为“华夷共祖”“圣王始祖”的国家观和民族观提供了理论依据。《史记·五帝本纪》等篇章以黄帝为华夏民族始祖与华夏国家第一帝，将匈奴族、南越族、东越族、西南夷等民族纳入华夏同祖共源的世系中，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构建了由五帝三王为起始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并成为中国人“同源同祖”“圣王始祖”的民族与国家的族统、法统、治统的渊源。

　　其后，历经魏晋、宋元和明清数个时代，在由古代邦国向帝国的政治一体化和“诸夏”向华夏民族一体化进程中，尽管有着分分合合的大一统及分裂的朝代，但是中国文明始终保持着绵延不绝的连续性的演进历程。这种演进历程与中国文明的内在特征有着密切关系，这就是中国古代文明在政治、民族认同意识上既有着强烈的一致性，同时并没有自我封闭，仍然表现出一种开放、兼容、内聚、礼义的形式与特点。这些特点包含以下几点内容。

　　第一，种族的兼容性。从春秋到近代，华夏周边许多民族及其氏族、部落，通过与华夏（汉）族在文化与婚姻等方面的交融，逐渐融入华夏（汉）民族大家庭。尤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几次大的民族冲突与融合，加速了华夏（汉）民族的发展、壮大。例如唐王朝的盛大繁荣，正是建立在魏晋时代民族融合、胡汉夹杂基础之上的。

　　第二，文化的开放性。华夏文化常常有着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巨大包容性、互融性与开放性。以秦汉魏晋为例，秦汉大一统时代东西的邹鲁、关中的文化融合，南北的楚汉文化交融，直到魏晋时期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使华夏文化融入了各区域的文明要素，更加绚丽多彩。故古代“中国”在时空上虽相对固定，但在文化上却十分开放。只要承认华夏文化的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就可以被华夏文明所接纳，各个民族、各种文明成果都可以渗透、交融于华夏文明之中。

　　第三，国家对民族的安全性义务。在华夏（汉）族人的意识中，作为主权的“中国”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华夏（汉）民族的不可分割性成为人们共识。国家维护统一的职责与华夏民族的和睦、共荣往往紧密相连。例如自秦汉以来，北防、南征就成为历代王朝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外交、军事要务。秦代修长城、御北方，汉武帝大规模出击匈奴等，都是这种国家、民族一体化意识的表征。故每当民族危机来临，人们往往将“救亡”（民族、文化）与“救国”（政治国家）联系在一起，并将这种拯救民族危亡的期望寄托于国家，期望执政者能领导民众，担负起救亡与救国的责任。这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有无数例证可以说明。尤其在近代鸦片战争后，“救亡”“救国”成为时代潮流和激励人心的两大主题，从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深层价值结构

　　在秦汉以来的几千年历史上，华夏民族往往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作为评判国家、民族强弱兴衰的基本标准，并形成民族、国家的一种深沉的、绵延不绝的文化心理与社会理想。历史上的文景之治、汉武之功、盛唐之音之所以长久被人们称颂，就在于这些盛大的朝代首先是一个民族、国家统一的朝代，一个国家稳定、民族和睦、社会安宁的时代。

　　在中国古代，分与合、冲突与融合常常相伴而行。但是每一次冲突的结果，总是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民族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新调整，并导致更加强大、繁盛的统一帝国和民族共同体的出现，使中华文明更加繁荣绚烂。而由冲突向融合转化的必然性背后，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民族、国家意识中所积淀的深层文化价值理念，即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国家、民族认同的一致性。世界历史上不乏一个民族长久地分为多个国家的情形。但是在中国，人们往往将国家作为民族的象征，以民族作为国家的基石，甚至将国家、民族的双重统一看作实现人生生命价值的崇高目标。民族危机即是国家危难，在民族与国家危难中，国家与民族之间的认同常会达成空前的一致，并成为人们愿为之赴汤蹈火的生命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与民族集体理性涉及方方面面的人物。即使是怀抱不平的韬晦之士，只要触及国家与民族这一主题，也会忧愤酣歌、视死如归。

　　这种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一致性，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特有情怀。不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还是封建知识分子（包括农民阶级的代言人），往往把民族与国家统一视为其政治、军事的天然使命和最高目标。甚至一些深受汉文化熏陶的少数民族君主亦将一统宇内作为毕生大业和目标。时至近代，在鸦片战争之后，面对民族、国家的危亡和现代化发展的任务，近代爱国志士积极探索民族和国家的复兴路径。他们在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深层价值理念支配下，创造性地提出了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统一的思想，并以此为核心构建新的中华民族国家。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多元一体的民族与国家在认同之间的张力，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所以，当日益腐朽的罗马帝国为四面八方涌入的“野蛮民族”所侵扰并阻断其国家、民族的文明发展进程时，中国则在民族与阶级矛盾的危境中生存自救。这说明，中国内部有着十分强大的自我调节和应付挑战的机制。而这种自我调节的基础，就是在中华文明统一性基石上建立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深层价值理念。